“3·11”大地震引發海嘯、核泄漏等事故，日本遭受嚴重災難。但震前搖搖欲墜的菅直人首相，卻獲得一線生機。他更是抓住此生機，將政治生命延續到了今天。與此前一些日本政治家相比，菅直人的政治意志可謂堅韌。

綜觀其政治生命得以延續的主要原因有：一，大災當前，日本各政黨及各黨派閥不得不把政治爭斗降至救災之下。二，菅直人善于投合民意，爭取支持。例如，日本發生核泄漏事故后，民眾反核要求更為強烈。菅直人即宣布，今后的能源政策“應以不依賴核電的社會為目標”。朝野不少人認為，其許此難以實現的諾言，是為了“延長執政期”。三，不斷向國會提交救災及復興法案，以推遲辭職時間。例如，要求在公債發行特例法案、本年度第2次補充預算案以及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案通過后再辭職。四，以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威脅黨內反對派。覆巢之下難有完卵，民主黨多數成員當然不愿因內斗而失去政權。7月15日，民主黨部分議員集會要求菅直人下臺，但參加者僅30人左右。五，開除小澤黨籍，使黨內反對派失去重要領袖。六，改善對美關系的需要。與鳩山相比，美國放心的還是菅直人。

菅直人走到今天的艱難，顯示了其政治意志的堅韌；但這種艱難同時也顯示出菅直人和其政府的窘境。主要表現大致有以下幾點：

災難漸遠，政爭又趨激烈。自民黨主張再次提交對菅直人內閣的不信任案。眾人黨則要求解散眾院舉行大選。日本的“國會扭曲”變得更為嚴重。日本學者批評說“在政府、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政治家們的動向中，可以看出與局勢的要求相比層次低得多的企圖，使人深感失望”。

對選民過多許諾，導致被動。民主黨當初為奪取政權，在福利上對選民作出不少許諾。但日本嚴峻的財政狀況使得這些許諾難以兌現，地震后這種矛盾顯得更為尖銳。最近，日本政府為籌措重建資金，擬臨時增稅10.3萬億日元。為此，菅直人不得不修改民主黨競選綱領，表示過去“對財源的預想略過于樂觀，存在不足之處，就此向國民道歉。”在野黨認為“既然已認定競選綱領的欺騙性，按道理就應該重新選擇政權。”

政權運營生疏。民主黨上臺至今不足兩年，缺乏執政經驗；又主張“政治家主導”，與官僚貌合神離。日本學者指出：“民主黨政權的運營能力非常不成熟，而具有長年執政黨經驗的自民黨，幾乎看不到作為在野黨支撐日本政治過渡期的志向”。因此，救災、復興頗多失策，近者如玄海核電站重啟問題上的混亂，就令人詬病。

對災后重建缺乏慎重考慮。例如，輕率宣布放棄核電，導致其重要內閣成員都表示“該問題不宜急著下定論，政府今后應認真討論”。民主黨內的反對派認為“首相心血來潮般的政策，可能會讓日本經濟面臨崩潰。”

缺乏成熟的外交方針。日本有學者指出：“當今的世界正處于從冷戰結束后的美國單極體制向多極秩序轉變的初級階段”，“對于日本來說，國際形勢變得相對嚴峻，相對國力也在走下坡路。但是尤其是通過加強日本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作用，就可以在國際社會保持一定的發言權，參與國際秩序的構筑與運營”。但菅直人的外交方針，較少適應上述變化的思考，搖擺性大。雖然多次表示要發展日中戰略互惠關系，對華政策的結構性矛盾卻有所擴大。

政權缺乏穩定性，重大外交活動幾陷停頓。菅直人的支持率最近跌至17%，執政前景不被看好，難以與各國開展重大外交活動。前外相前原誠司也表示，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必須在新首相的領導下致力解決”。

菅直人及其政府窘境的形成，其個人和政府都有責任。但是，深層次原因還是災后日本面臨的內外矛盾有所加劇。日本正處在重要的調整時期，菅直人及其政府的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這一時期日本政治的特點。